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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楊飛雲:油畫在中國,似乎剛剛開始

          (1/4)楊飛雲

          (2/4)1994年畫展留影

          (3/4)《紅衣女子》

          (4/4)《新裝新人》

          中國美術家網--讓藝術體現價值

        在中國油畫院“寫生見性——楊飛雲油畫藝術研究展”的展廳見到藝術家楊飛雲時,他正陪同前來觀展的楊振甯先生看畫。

        二人笑眯眯地慢慢走慢慢看,楊振甯先生不時提問,楊飛雲真誠作答。看展的人特别多,黑壓壓地聚集在兩位先生身邊,卻都靜靜地移動,沒有嘈雜。

        楊飛雲自幼喜愛繪畫,曆經最艱辛的歲月都不曾放棄。在中央美院師從靳尚誼等先生學習的日子裡,他一頭紮進“現實主義”,不斷吸收西方文藝複興時期及中國幾代大師的營養。素以典雅女性肖像畫著稱的他,這次卻呈現了嶄新的“楊飛雲”——除了厚重精深的原典臨摹,更耀眼的是一系列私藏風景寫生。那些風景畫,站定,細細看,能感受到人世間的現實與溫暖。

        6月的一個上午,驕陽下的油畫院自有一種清朗。在工作室和楊飛雲先生交談了兩個小時,他将有關藝術的表達、對當下的思索、對後輩的希冀,不急不緩和盤托出,發散出一種沉靜慈悲的感染力。

        “古人說心中有丘壑,下筆如神賦。巴爾蒂斯說,脫離自然的畫家,會渴死在泉水旁。這些都說得非常優雅,非常到位。”楊飛雲如是說。

        北青報:近十幾年來,您為國内外畫家做過上百場展覽,卻一直沒有開個展。這次個展是怎樣的機緣?

        楊飛雲:2003年我在中國美術館的圓廳做過個展,之後應上海美術館、四川省美術館、江蘇省美術館等之邀做巡展,還去了香港大學馮平山美術館做個展,之後就沒做過了。

        個展對于任何量級的藝術家來說,都是一個很大的壓力。看起來是要展示自己的成果,但實際上是一把雙刃劍,你的特點和優勢固然可以最大化展示,你的不足和毛病也都全部暴露。我不做個展當然也有其他原因,有點小名氣,大家都很熟悉,我總覺得沒必要再去搞一個個展。

        間隔16年的這次個展,發端是中國油畫院要推出一個個案研究系列。學術研究展是對一個人全方位的考驗——這麼多年你在學術上做什麼、你的思考是什麼、你的成績在哪裡。同行來看得多,有什麼問題大家探讨,真正尋找自己的不足。對于我們藝術研究院、中國油畫院來說,從思考到實踐上,也是想找一個點推動大家的研究。

        結果大家都要往後推,總覺得要好好準備準備。這麼好的季節,這麼好的場館,這麼好的時代,逼得我沒辦法,我隻能先上了。

        北青報:怎麼會想到“寫生”這樣一個主題?

        楊飛雲:本來一開始想的就是隻展一個主題——風景。但是大家覺得必須展示全面一點,最後差不多40多年的東西都拿出來了,70年代、80年代、90年代以及2000年以後的。有意識地每個時期都呈現,縱向上盡可能地總結40年來的變化成長。

        寫生是個很普遍的事情。剛學畫的人寫生,梵高、倫勃朗、弗洛伊德等大家,最後的創作也都是寫生。藝術家隻有通過寫生這個方式,去不斷接近自然、觀察自然,然後轉換到畫布上,表達人的思想。比如畫山水是重視留在心裡的那個意境。中國畫講究行萬裡路,目視心記。芥子園畫譜、齊白石畫蝦工蟲,哪個是不寫生能編出來?

        寫生就好比“養兵千日”之後的“用兵一時”,拉士兵上戰場的感覺。如果能力水平不行、認識不足、觀察不對、方法不對,寫生就根本畫不出什麼。寫生相當于你的水龍頭是打開的,對接上了源頭的活水。大自然和人的心靈,是藝術的源泉。心靈對大自然和生活有了熱愛、有了觀察、有了體驗,之後才去創作。

        我現在60多歲了還每天寫生。寫生不是我要不要的問題,而是必須做的。

        你看梵高的畫就知道,他隻有畫畫的時候是最幸福的。梵高的生活大家都知道:苦悶、孤獨,渴望被理解。可是你看他的畫,感覺他特别滿足,似乎他的生命中并不缺乏什麼。為什麼?就是寫生給他的。寫生能讓一個人保持活力,保持敏銳度,不會使你的創作欲望枯竭。

        北青報:能夠看出您對繪畫的熱愛。走近繪畫的經曆曲折嗎?

        楊飛雲:我是内蒙古農村的。小學六年級的時候,“文化大革命”開始。初中三年就沒上學,1966年到1971年下鄉。17歲進工廠。那個時候我畫毛主席像,學校、公社弄很大的牆壁,十米長三米高,在大牌子上畫宣傳畫。當了七年工人後,帶工資考進中央美院,跟靳尚誼、詹建俊等先生學習。當時油畫系招10個人,最後擴招到 12個,有30多位老師教。他們都40多歲,正當最好的時候。之前也都十幾年沒畫畫了,将“文革”時自己的所有積累在教學時都用上了。我年齡偏大,能上學算幸運,又能趕上最優秀的一批老師,後來給他們做助教,也跟着參與油畫學會、美院教學的一些事情。教書二十七八年後,又到了中國藝術研究院。本來想當一個純粹研究性的畫家,結果又給壓力,讓我做油畫院院長。

        這40年我體會特别深,中國油畫積百年來最優秀的五代藝術家之力努力發展,我正好趕上中國油畫最蓬勃發展的時期。

        北青報:從工人到美院學生,過渡得順利嗎?

        楊飛雲:其實我壓力蠻大的,班上最小的同學季雲飛才15歲。我年齡大,又是業餘的,過去畫得多,但方法上沒有經過系統訓練,有很多不正确的習慣,如果不扳過來的話,慢慢結了殼就很麻煩。畫畫那些毛病,我直到進美院兩年後才算扳過來,這其中吃了很多苦。

        現在想一想,整個貫穿其間的,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精神和價值觀,起了潛移默化的作用。我祖上是山西忻州的,六輩前走西口到内蒙古,是非常正宗的儒學大家族,四世同堂。父親是個教書的,很傳統。畫畫之于我,不在于出名、成功、賺大錢。我們這個年齡段的人學畫,基本上不是那樣的目的。“文革”結束,開放以後,已經形成對繪畫徹骨的熱愛,真正在繪畫裡能夠找到樂趣。

        再加上中央美院培養的藝術家,講品位,講精神,講情懷,講審美,講修養。油畫界的風氣很好,像一個大家庭一樣,由一批繼承了徐悲鴻、吳作人等前輩精神的先生們帶頭,中央美院聚集了一批直到現在還很活躍的藝術家。

        北青報:也是這樣的傳承,促成您發起油畫界著名的“寫實畫會”?

        楊飛雲:2004年開始,有特别前衛的一種新東西出來,國内有人說寫實落後了、邊緣了。開始就是王沂東、艾軒和我三個人,我們說,每年自己湊點錢,搞一搞展,把自己的作品拿給社會看,需不需要、喜不喜歡由社會說了算。

        其實是個很樸實也很現實的想法。沒想到一展出來,社會反響和社會需求都有。接下來,全國各地的畫家,陳逸飛、何多苓等等也參加進來。最早第一屆靳尚誼先生也參加了。

        事實證明,寫實油畫藝術在中國有深厚的社會土壤。參與其間的畫家,每年精心地、玩兒命地畫,一步步确立自己的特點和學術水平。讓我很感動的還有藏家和市場。他們認為這是中國人自己畫的、在中國的土地上成長起來的藝術,給予中國寫實繪畫很大的社會性關注。直到現在,國家重大曆史題材還是以寫實為主,“寫實畫會”活動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        北青報:您怎樣看待當下的藝術創作環境?

        楊飛雲:中國油畫藝術家的隊伍之大、人數之多,是人類曆史上沒有過的。這麼多人在學習油畫、從事油畫、關注油畫。即便是在歐洲油畫最鼎盛的19世紀法國,當時荷蘭的、西班牙的、英國的……全世界好畫家都集中到巴黎那個不大的城市時,也沒有出現過中國這麼大的人群。

        中國現在整個美術平台非常好,有百年的研究、五代人的積累,從最古典到最現代、最抽象到最寫實,譜系不可能再寬,人群也不可能再大。

        我在繪畫教學和油畫院的工作中意識到,全球搞繪畫的人對中國非常看重和關注。為什麼呢?因為西方繪畫、俄羅斯繪畫的輝煌已經開始冷下來,同時,西方受到美國最現代的影響,都“走出繪畫”去了。在我們接觸到的西班牙、意大利、法國、俄羅斯等地區的藝術家或學者,在這方面有很敏銳的反思。

        中國當下的繪畫必須強調提高水平這條路,而不是追求拓寬。現在已經沒有繪畫邊界上的約束,很多人都是自主性地實驗各種材料,或者是把人類曆史上的各種風格拿來,進行自己的改造。但是還需要提高,要有深度。

        中國文化在過去的100年是很優秀的,尤其是繪畫藝術。從文化藝術角度講,繪畫在中國近100年裡建立起來的體系、人群、體量和水平,是其它國家無法比拟的。在這種大的背景下,我們有很多優勢,繪畫在中國人的手裡面,盡管有了相當的基礎和很大的體量,但仍是剛剛開始,并不是已經完成什麼了。

        北青報:作為知名的油畫藝術家,您認為應該如何平衡商業與藝術的價值?畫值錢了您怎麼下筆?

        楊飛雲:一個藝術家的作品賣得太好了以後,如果他能不變形;一個藝術家太不順利,如果他能不變形,我覺得這兩點是很重要的。比如說有很多畫家很順,像中國的張大千和齊白石的後期、國外的畢加索、馬蒂斯。也有一批畫家非常不順,像中國的黃賓虹,國外的梵高、塞尚……但我一直非常清醒的是,美術史是公正的,不順的畫家能做到世界一流,而順的畫家也還是世界一流,這才是根本。看一下周圍,稍微賣掉些畫就會變形、稍微吃點苦就刹手不畫的,都成問題。

        畫最怕兩點。一個是應景之作——你要什麼我給你畫什麼、你喜歡什麼我給你畫什麼。第二種就是看錢畫畫。畫是個精神勞動、精神産品,一個時代能留下來幾個畫家?上一個100年有多少畫畫的?寬容點從裡面隻能數出20個畫家。所以有句話是“沒有藝術這回事,隻有藝術家”。藝術家是什麼人呢?繪畫激發了梵高,是藝術改造了他。黃賓虹說中華大地無山不美,無水不秀,這是一種情懷,是一種境界。所以說藝術家是在做精神的,如果他自己的精神都戰勝不了錢、權,這個藝術家能走多遠?那還不如直接去賺錢。因為你有藝術價值,所以才有價錢上的價值。你隻要持續觀察20年,一流的藝術家就在一流的價格上。那你到底是要當一流的藝術家,還是要當一流的商人?

        藝術是要在精神上到達一個境界,畫故事、畫人物、畫風景,終歸還是畫境界、畫格調、畫品格,這是藝術的本質。就好像誰都能畫一個《最後的晚餐》,但隻有達·芬奇畫到最高界。他不是故事說得好,而是他畫出了那樣一種精神上、審美上、情懷上、格調上的一個高的境界。對我們來說,判斷一個畫家能不能夠走下去,就需要看他有沒有那樣一個境界。隻有這樣,他才能畫出那樣的技巧,而那樣的技巧才能表達他那樣的境界。我教學這麼多年,發現我們其實一點都不缺才華,關鍵還是方向和境界的問題。藝術千條路萬條路,其實隻有一條路,不管你走多遠、你拓展多寬,但如果境界隻在二流、三流,那就永遠到達不了一流。

        北青報:您早期是以畫女性肖像畫著稱,您的畫特别能抓住女性不為人所察覺的那種感性和美麗,特别是畫的第一張芃芃,打動了很多人。

        楊飛雲:他們旁人也說老楊命好(笑)。其實我沒有太多的那種選擇啊什麼的。芃芃跟我學畫、給我做模特兒。她本來是學中醫的,因為生了孩子以後,除了老跟我出國看畫,就是在美院聽課,她慢慢改變了,覺得做别的太沒意思了。

        在這一點上她比我還要好。也許因為她學理科,思路很清晰,也沒有那麼多欲望,很純淨,自己畫畫、看書就很滿足。另外可能她的天性和家庭教育很搭——她媽媽從小一直帶着她們看書,滿足她學畫的需求。據說她家還是鑲黃旗,這些她都不會拿出來宣揚。我二十幾歲就認識她了,然後就這樣一步一步走下來。

        第一張畫的芃芃,當時她才12歲,我在文化宮管美術,她放學來這邊學畫。那時我還不會畫油畫,弄了個硬紙闆,滾點油漆,然後就畫了。

        北青報:在油畫院也有很多年輕藝術家,您怎樣看年輕人的疊代,對他們有哪些寄語?

        楊飛雲:我上學那個時候,所有的畫家都聚集在大學裡面教學生。教學會有瘾的,離開學生就感覺枯竭,失去活力。學生和老師的關系不是世俗關系,是學習關系。學習關系可以維持一生,能讓人保持一種非常長的藝術生命。

        現在的年輕藝術家是特别幸福的,但是他們往往意識不到,于是有些時候信念沒有那麼強,有時候對畫畫的熱愛也會受到各種各樣的幹擾。

        畫畫最珍貴的是凝聚精氣神,是一種修行的功夫,靠一筆一筆修行到位。現在物質力量很強,再加上網絡的影響——比如現在的手機,似乎讓你什麼都能看到,實際上又什麼都留不下,還把你的精氣神吸去了,再畫起畫來,哈欠連天,興趣就沒那麼純、那麼飽滿。

        其實我有一種很酸楚的體會。現在的學術方向和條件環境,放在我們小時候簡直做夢都想象不到。比如現在的孩子們,想明天去法國看畫或者去意大利寫生,都可以立刻實現,而我們是好多年之後才有那個條件。他們網上一點,希臘的、羅馬的……能看最好的高清圖。而我們那時候,印刷品都是黑白的,還得剪下來貼到本上……

        但現在的好條件,也會讓一個人對畫畫沒有那麼珍惜、熱愛。我見過現在有人拿個圖片就畫,而手機一天可以拍幾千張圖,這樣去創作,挺吓人的。剛才說為什麼我的這次展覽以寫生為主題,其實有一點就是擔憂圖像對人的影響——把人給帶得不好好寫生了。

        我現在65歲了,我跟他們說,我的興緻不減反增,因為我好像隻能幹這個。我已經形成了生命的一種常态,好像離開畫畫我都不知道活着幹嗎。真正愛畫畫的人,他還必須得回到這個點上來。

        北青報:現在學藝術的人越來越多,您在美院長期帶學生,對此有哪些感悟?

        楊飛雲:一個藝術家必須有三個東西,第一個就是才能,這個才能是上天給的;第二個就是他的熱愛和追求。就是說,雖然有天才,但還要看他努不努力,是不是真想做最好的畫家、想畫出一流的藝術;第三個就是一個人的閱曆、修養、行為。

        藝術是教不會的,學校隻能把一些經驗、一些通過訓練讓每個人都能學會的東西教給學生。真正的悟性或者先天的東西是教不會的,那是人家自己的。對藝術來說,老師就像一個推動者,真正的藝術家不是你能教出來的。

        責任編輯:靜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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